1955年孫立人將軍因部屬郭廷亮被控涉兵變案，而遭羅織罪名長年軟禁，62年後，當年檢舉兵變者的後代，為了16坪房屋產權與國防部軍備局對簿公堂，意外讓孫案檢舉人的身分曝光。根據《自由時報》報導，當初的檢舉者為已故退役中校劉永德，當初檢舉郭廷亮意圖發動兵變，後經第十軍政戰部主任阮成章少將轉報，由時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的蔣經國指派深入「叛亂」組織擔任內線而揭發叛變案。事後劉永德打算申請獎勵後退伍，但未能如願。多年後才由蔣經國下「便簽」交辦，特准核撥獎勵專款8萬元，加上向親友借貸2萬餘元用以購屋。之後又因國防部認為孫案牽連甚廣，獎勵須低調，劉永德「被迫」交出相關房產文書，房屋及土地遂登記在國防部名下，後來因軍方提告劉永德家屬佔用國有地而有本起訴訟。
本文無意評價劉永德的「檢舉」行為，但他檢舉者身份被「曝光」這件事情，在當前台灣轉型正義卻有相當的啟發性。白色恐怖時期伴隨「檢舉」制度的重要「配套」就是「獎金」制度，在破案、檢舉獎金誘因下，冤案、假案或錯案可能由此而生。姑且先不論「檢舉」的對錯與否，知道因檢舉、破案而獲獎的人是誰，應該是探討轉型正義歷史真相中重要的一環，但實務運作上，這方面的資料幾乎難以窺見。檔案管理局所藏的「國家檔案」，當中若遇有「檢舉人」、「報告人」、「告發人」、「通報人」這一類資訊者，檔案若未屆滿30年者就予以遮掩不公開，這也是許多政治受難者屢次抨擊檔案局的一點。
此外，國防部的「國軍檔案」中有更多有關白色恐怖時期檢舉、破案獎勵名單的資料，但國防部一律依檔案法第18條第7款規定，因檔案內容涉及第三人之正當權益而不同意提供應用，「獎勵名單」的公布竟然有損當事人的正當權益，顯見得國防部也坦承這樣的獎勵「大有問題」。
台灣的轉型正義最大的問題就是只有「受害者」卻不見「加害者」，轉型正義的對象不能只是把蔣介石抓出來祭旗，蔣介石固然要負最大責任，但只有蔣介石一個人是絕對無法成就整個白色恐怖的惡，特務人員、法官、檢察官、警察、線民、檢舉人、告密人等也都扮演一定程度積極或消極的「幫兇」角色，但我們現在對這些人卻近乎一無所知，這是台灣推動轉型正義亟待補上的缺口。最重要的當然是全面開放這些人的資訊，行政院正在審議的「政治檔案法草案」，當中針對政治檔案中所載「公務員、證人、檢舉人及消息來源之姓名、化名、代號及職稱」明訂「應提供閱覽、抄錄或複製」，這一點值得肯定。在全面公開的基礎上，還必須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，深刻拆解「共犯結構」的組成，包含人員、制度乃至整個運作體制。
台灣或許無法像德國一樣，再對這些人進行法律上的追訴，但最起碼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乃至現在的台灣人民，都有權力知道過去的「共犯結構」，唯有如此，才有機會深化我們對威權統治的瞭解，進而強化民主，避免重蹈覆轍。2017/11/14（作者：陳昱齊／轉自《極光電子報》）